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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被利维斯称作那个时代的“优秀批评家”

2019-01-07 13:47:48 黑马时时计划199℃

  《劳伦斯文集(共10卷)》 (英)D. H. 劳伦斯著毕冰宾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劳伦斯读本》 (英)D. H. 劳伦斯著毕冰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劳伦斯传》 (英)理查德奥尔丁顿著毕冰宾等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9月版

  《书画人》 (英)D. H. 劳伦斯著毕冰宾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劳伦斯文艺随笔》 (英)D. H. 劳伦斯著毕冰宾译漓江出版社2004年5月版

  在群星璀璨的二十世纪英国文坛上,有一位堪与乔伊斯、伍尔夫、福斯特比肩而毫不逊色的作家,既拥有众多忠诚的追随者,又被当时的反对者贴上“淫秽小说家”的标签,他就是D.H.劳伦斯。长期以来,劳伦斯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但这些谈论却往往流于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到头来“是否读过他的作品”倒显得无足轻重。好像劳伦斯作品已成为“风月小说”的代名词,劳伦斯本人亦被视为向登徒子之流大献殷勤的通俗作家。

  由于读者、评家过分关注劳伦斯作品所挑起的伦理讨论,也就在其它一些问题上止步不前。譬如,人们很少追问:是什么家庭背景、生活环境以及性格因素决定劳伦斯如此热衷于性描写?又是何种独特的生活阅历为劳伦斯描写女性心理提供了如此充分的材料?

  劳伦斯生于1885年,是英国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村一名矿工的儿子,从小深受母亲莉迪亚的影响。其母是克伦威尔时期独立党人的后裔,出身公理教会的清教徒家庭,身受良好教育,曾当过教师。她当初因看中劳伦斯父亲是个好人且圣歌唱得好而答应下嫁给他。但劳伦斯对其父的粗暴、酗酒与缺乏教养可谓深恶痛绝。劳伦斯在炽烈的母爱环境中长大,他和母亲、姊妹站在一起反对粗俗不堪的父亲。

  青年时代的劳伦斯是个身体羸弱,却又深为女人所惑的清教徒,不断地徘徊于两名少女之间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线索追溯劳伦斯的性格与天才的滥觞。

  当然,围绕劳伦斯本人及其作品,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值得讨论。劳伦斯的创作在对抗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将现代人从虚伪的道德羁绊中解救出来这两个方面,确有开风气之功,然而与劳伦斯作品所涉及主题相关的一个问题却是无法绕开的:即我们该如何区分“”与“色情文学”,这两者的界限在哪里?

  在劳伦斯诞辰130周年与逝世85周年之际,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十卷本《劳伦斯文集》以及《劳伦斯读本》,作为这两部书的主译,黑马(原名毕冰宾)也是国内第一个系统研究和译介劳伦斯的翻译家。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黑马,试图以黑马为向导廓清笼罩在劳伦斯生活与心灵上的迷雾。

  晶报:劳伦斯的作品让人觉得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主义小说的元素,在现代小说的灿烂星河中,劳伦斯处于什么位置?毕冰宾:是的。劳伦斯的创作起步于后维多利亚时期,早期作品多以英国小镇的百姓生活为素材,故事多采自真实原型,是靠“写实”起家的。但就风格而言,他似乎更靠近于哈代,颇有抒情诗的风范。但同时他又处在英国的文学艺术开始受到欧陆现代主义影响的时期,这种影响首先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绘画。劳伦斯从小练习绘画,先是临摹传统英伦风格的风景和人物,到伦敦后接触到光怪陆离的欧陆现代主义绘画,受到塞尚、梵高等各流派的影响,自己开始尝试创作现代派绘画。与此同时,他的小说也渐渐开始注重色彩和光线,注重意象和象征,逐渐趋向表现主义。这种表现手法被运用于他对人物心理活动、潜意识乃至无意识的揭示,是现代派绘画与心理分析在文学中的嫁接,对于他的现实主义表达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和提升,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写实主义。

  话虽如此,对现实的关怀和批判终归是劳伦斯的主要旨趣,因此,在形式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乔伊斯或伍尔夫那样的现代主义作家,他最终是有“主义”而无“派”的,在文学史上他不属于任何一派,却又不可替代,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英国现代四大小说家之一(其余三者是乔伊斯、伍尔夫和福斯特),当然,福斯特也是无派的。

  晶报:据您自己介绍,您在大学时代(1981年)开始接触劳伦斯的作品,最早阅读他的非虚构类作品包括很多文艺批评文章,而后才研读他的小说。过去,一般读者多关注劳伦斯在小说方面的成就,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劳伦斯在文艺评论及其它方面的成就?

  毕冰宾:劳伦斯的非虚构类作品是我硕士论文研究的方向,他在这方面很有成就,写过很多本文学、哲学以及史学方面的散文、随笔和游记,如《美国经典文学论》,劳伦斯被利维斯称作那个时代的“优秀批评家”。他的批评文章笔力雄健,辛辣俏皮,对英国文人的随笔传统有所继承,又颇具天马行空的个性。他对美国经典作品的研究被称为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比美国人研究自己的作品还更早、更成规模。而美国大学开设美国文学课程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他对当时欧洲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作家高尔斯华绥、威尔斯、托马斯曼的批评不乏尖刻,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真诚和睿敏。尤其是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批评与挑战,更属难能可贵。所以,这套文集还选入一本劳伦斯的文论集,这样的做法为英语世界所未见,国外出版社只是把劳伦斯的非虚构类作品放在年代全本里。

  晶报:做英语文学翻译,需要适应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您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趣事与心得?

  毕冰宾:翻译界流行的一句谚语是“翻译是原作锦绣的背面”,意思是你翻译得再好也难以完全再现原作的风貌,因而是一项备受折磨的工作,所谓“一名之立,月旬踟蹰”。译完一部作品,隔段时间再浏览一遍,总有不尽人意之处,只要译文有机会再版,都要尽力去修订完善,这也体现了译者的进步。杨绛先生把这个道理说得更形象:翻译是一仆二主。意思是我们侍奉的是原作者,也是目的语读者,既要把原文的意思和风貌尽量展现出来,又要让我们的母语读者读起来有顺畅感,甚至有阅读母语的亲切感。记得我大学时研究萨克雷的《名利场》,译者是杨绛的胞妹杨必,我觉得自己是在读中国人写的英国人生活,我想我将来也要翻译英文小说,也要翻成那样。我翻译劳伦斯作品,是先逐字逐句地翻译出来,再在意思不差的基础上“顺”成地道的中文,尽量少用“的”字过多的欧化句子,尽量拆成短句。当原文的本土文化涵义和双关语过于复杂时,就采取直译加注解的形式。像“向某人扔谷子皮儿”这样的纯英语成语,如果直译出来再加注解,就比直接翻译成“引人上当”更形象。

  晶报:阅读您翻译的劳伦斯,我头脑中时时冒出一个问题:劳伦斯写女性心理活动为何写得这么好?他为何如此了解女性心理?他的材料从何而来呢?毕冰宾:我想这应该和劳伦斯从小在炽烈的母爱环境中长大有关,也包括姊妹对他的宠爱。他和母亲、姊妹站在一起反对粗俗的父亲。他对女性的了解超过一般人,他的思维方式肯定受到她们的强烈影响。另外,这也涉及到gender(性别学)的问题。比如有批评家公然指出,以性别学视角研读《虹》这部小说,会发现布朗温家的男性思维是趋于女性化的,而布朗温家的女性思维则是趋于男性化的。劳伦斯在写《哈代论》的时候也曾揭示了这样的创作原理: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经历着内在两性的冲突,其“男性”一面代表着理性、意志,决定着作品形而上的理念塑形,其“女性”一面则代表着情感和无意识,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流向。“两性”只有在不断的冲突和互动中才能催生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只有当两性的冲突与斗争达到某种和解状态时,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劳伦斯的这个洞见与后现代理论对于“性别学”(gender study)的讨论是不谋而合的。

  晶报:以前,我们总是关注劳伦斯对性事的大胆描写以及帮助现代人从虚伪的道学羁绊中解脱出来的努力,而我们却很少谈及劳伦斯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劳伦斯是否算是一个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先驱呢?

  毕冰宾:据我了解,你所关注的这个问题恰恰是存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劳伦斯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男权至上的嫌疑,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麦勒斯,尽管他对康妮百般温柔,但归根结底他还是让自己的意识占了主导地位并以此引导康妮。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如《虹》以及《恋爱中的女人》,又似乎是女权主义“无往而不胜”,尤其是《虹》里的厄休拉,已经被视为现代英国女性觉醒的先锋。再看《儿子与情人》,小说里的母亲形象也是在英国文学中所罕见的,只不过因为她是矿工的妻子,“人微言轻”,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但这部小说已经涉及女性参选的内容。

  晶报:劳伦斯那一代作家明显受到弗洛伊德临床心理分析理论的深刻影响,据说劳伦斯还是从他的德国妻子弗里达那里得知弗洛伊德理论的。劳伦斯的作品是否存在一种“泛性论”预设呢?

  毕冰宾:在遇到弗里达之前,成长于清教主义家庭的劳伦斯处在青春期延滞状态的懵懂与性饥渴的焦灼之中,所以他的小说包括《儿子与情人》都表现了这种肉欲冲动与抑制之间的矛盾,不是“预设”,是自然的欲望驱动所致。他认为家庭生活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而母爱的炽烈确实会窒息很多青年的自然冲动,所以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与情人》是为“一代英国男子发声”。弗里达满足了他在性爱上的所有幻想即母爱与放荡的结合体。此后他似乎完全释然了,认识到性爱是生命的源泉。这不是预设,是他的天性长期被压抑所致。当他听弗里达说起弗洛伊德,他已经完成《保罗莫雷尔》,弗里达的贡献是帮他认识到小说里的俄狄浦斯情结,帮他把书名改为《儿子与情人》。

  晶报:无论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还是《恋爱中的女人》,性爱常常被劳伦斯处理为工业文明的对立面,甚至成为反抗工业文明的象征。这种“二元对立”是如何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建立起来的,传达出劳伦斯对现代社会的何种洞见?毕冰宾:我倒不认为这是劳伦斯刻意的“处理”,我想是劳伦斯对天性解放的追求与对工业文明丑陋面的憎恨恰好遭遇了。他从小生长在肮脏污染的煤矿镇与自然美丽的旧英格兰乡村交界之地,这让他成为一个用19世纪的自然主义姿态审视工业文明的作家。在工业文明高歌猛进的初期,社会道德却是极端保守刻板的,英国社会的等级划分极为森严,任何跨阶层的爱情都被视为异端,任何女性的解放也被斥为离经叛道。如此一来,劳伦斯的作品也就被认为是以性的自由来反抗工业文明的桎梏,尽管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劳伦斯对性爱的关切,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伦理羁绊以及工业文明压迫的反抗,仍是一种“写实主义”。

  晶报:与同时代的一些伟大作家类似,劳伦斯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都是围绕一些时髦而宏大的社会话题而展开。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劳伦斯的小说归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小说”或“精英小说”?

  毕冰宾:确实如此。因为劳伦斯的时代正是各种现代学说盛行于世的时候,如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还有弗雷泽的神话学说等,劳伦斯小说里的人物都在谈论这些话题。但劳伦斯的小说又明显与普鲁斯特、乔伊斯和伍尔夫的那类探讨观念运动的知识分子小说大异其趣,后三位作家的作品才是“阁楼知识精英小说”,劳伦斯的作品则更靠近普通知识分子。劳伦斯的小说有着明显的社会背景,经常关注深刻的社会问题,如劳资关系、战争、权力以及性与性别问题等,他为日后成为后现代社会关注焦点的问题而焦虑,表明他的问题意识很是超前。

  晶报:同样是热衷于表现性爱主题的作家:王尔德、乔伊斯、劳伦斯、纳博科夫、亨利米勒以及渡边淳一,您能否为我们分析一下他们的异同?

  毕冰宾:我的知识谱系似乎还不足以让我做这样的比较。但我所了解到的一种普遍说法是,在英语世界里,喜欢乔伊斯的就肯定不喜欢劳伦斯,反之亦然。我知道米勒很推崇劳伦斯,专门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激情鉴赏劳伦斯》,我在上学时读过一点,开头就是“劳伦斯,我要为你哭泣”,因为他很同情劳伦斯的际遇。除此之外,我再也谈不出什么。

  晶报:在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劳伦斯塑造了一个理想型人格:康妮,通过康妮的女性视角反思现代工业文明以及整个西方文明。我想知道,为什么劳伦斯选择康妮的视角,而不是选择康妮的丈夫克利福德的视角,这是否透露了劳伦斯本人性格或道德的隐秘真相?毕冰宾:康妮的情人麦勒斯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而康妮与麦勒斯完全达到了“灵肉合一”,为此彻底背叛了有产阶级的价值,最终被抛弃的是这个姓“查泰莱”的克利福德男爵,这就是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在很多英国人眼里甚至被当成“劳动阶级”价值观的胜利。我们应该注意到,麦勒斯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第三种力量”,他虽是普通家庭出身,受过大学教育,当过军官,但他最终选择逃离那个“文明世界”,却并未回归于他的出身阶层。这表明了劳伦斯的一贯立场,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立场显得有点乌托邦,却不乏浪漫唯美,所以我说劳伦斯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真正的抒情诗人。

  晶报:举凡伟大作家,无不有一种极为恢弘的心灵幅度,更不用说像劳伦斯这样的天才。在这个意义上,劳伦斯也不是为了表现“性”而写性的作家,亦不是为了批判工业文明而创作,他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切与同情才是题中之义。不知我的看法是否成立?

  毕冰宾: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们是一致的。劳伦斯的关怀是终极关怀,但任何关切都要受制于作者生长于斯的环境,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劳伦斯的终极关怀表现在小说里,必须通过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并呈现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中。如果我们把终极关怀视为“道”,把性和工业文明的内容视为“器”的话,我们会发现劳伦斯的小说就是“道”与“器”的绝妙结合。可谓“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阅之以为淫”。

  晶报:劳伦斯无疑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坛的奇才,自这位天才谢世至今,批评家和读者一直在揣测他的生活真相。作为劳伦斯研究者与翻译家,您有没有计划写一部关于劳伦斯的传记?

  毕冰宾:我一直推崇劳伦斯学的奠基人利维斯的很多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他在《小说家劳伦斯》序言里开宗明义指出的:劳伦斯的作品与艺术固然重要,但离开对这个作者生动的感知、不触及他的历史事实,对其作品和艺术的研究就全无可能。因为在劳伦斯的世界里,他的形而上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形而下,其美丽的清水芙蓉与根部泥土乃是一体。为了解劳伦斯的根和泥,我曾亲赴他的故乡,写出《心灵的故乡》,讲述他离开家乡之前的生活与作品之间的虚实关系。但我不准备写更全面的传记,因为剑桥版《劳伦斯传》已经基本做到了全面,后来,我在诺丁汉的导师沃森教授又出版了一个单卷本《劳伦斯的一生》,披露了一些劳伦斯的德文信札。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是难以超越他们的,最多是综合资料并形成自己的叙述视角而已。所以我基本以翻译为己任。

  翻译、编导、写作者。本名毕冰宾,1960年生于河北保定市。1982、1984年在河北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获英语学士、硕士学位。

  英国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美国勒迪希国际写作之家访问作家。出版劳伦斯作品译文十余种,包括《虹》、《袋鼠》、《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文艺随笔》、《劳伦斯散文》和《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集》;另翻译有《劳伦斯传》和《劳伦斯绘画》。著有长篇小说《孽缘千里》和《混在北京》,散文随笔集《心灵的故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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